【易水按】惊闻中国旅游地理学开拓者郭来喜先生8月23日仙逝，冥花落无声。因缘际会进入旅游行业以来，我也多次受到先生耳提面命的教诲。这几年闲了下来一直想写写他老人家这一生，也通过不同形式陆续深谈了几次。今年6月还报告郭先生相关访谈快要整理出来了，可是由于我个人原因一直没完稿。总以为以后有的是时间，谁知，就这样阴阳两隔了。没在老人家生前抓紧整理出来，让先生过目并审阅，是我人生的一个遗憾。
以下为先生口述：
我谈谈我的个人经历，求学、治学、实践等等，我们也谈了几次，算是做点人生回顾吧。后面你还需要补充的地方，咱们随时再约。
谈个人成长：一路努力
我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小时候家境不好，但父母坚持供我读书。小学时，我胆子就比较大、性格比较活泼，学习上也认真，我知道父母供我读书不容易。班里当时只有两个人考上初中，我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高中时代，我是在一个农村中学成长的，校长当时对我特别器重，我是全校的校模，读书比较刻苦。那时已经是1950年了，我当时是半工半读，一边读书一边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可以挣60斤小麦。我捐助给一个同班同学15斤、我自己留45斤。
1952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地理系，我从小就喜欢这个，不仅自己考了，还把同班同学拉着一起考。当时是建国后经过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地理专业学生。当时的学习氛围还是很好的，同学们都想着学有所成、报效国家，我在大学里就入了党，早超过在党50年了。后来，我的同班同学中就出了3个院士。
大学毕业后，我又考取了莫斯科大学地理系，准备到苏联留学。出发前，我们作为留苏预备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同时还被派到河北野三坡参加劳动，帮助当地农民收割庄稼。
1959年，我就去了莫斯科大学，国家给了750块钱，这里面还包括置装费，因为莫斯科冬天很冷。可以说，是国家培养了我们。
“文革”中，造反派让我揭发我的老师里通外国，我坚决拒绝了，还跟他们干架，后来自己也受到牵连，下放到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
谈时代：“我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尽力做了我能做的”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但最后都是想让时代变得更好。我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尽力做了我能做的，现在回头看看，觉得这辈子还是有意思的、有价值的。
改革开放后，也给专家学者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那个时候，领导人都是很愿意倾听专家学者的建议，而且只要切实可行、对于推动工作有利，基本都会采纳。
我举个小例子。1979年，中国地理学会决定召开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当时设想把会址放在广州，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办会场所。我就找到刚认识的当时广东省副省长黄静波谈起这个事，引起对方高度重视，他认为大会也显示出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后来，我们还被引荐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副书记杨尚昆等领导进行交流，我们就试着邀请他们也出席大会。习仲勋、杨尚昆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后来他们不仅出席，还接见了与会专家代表并座谈，最后与全体参会专家学者合影留念。习仲勋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与会专家都很激动。后来，我提出戴河南岸搞“黄金海岸”，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还过问了几次，亲自到当地为新发展模式讲话鼓劲，那是后话了。
后来，我的一些旅游研究成果得到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和特别支持，就不细说了。但如果认为我会唯上，那就太小看我了。1986年我被聘为长江三峡工程专家组专家，我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西南队参加了三峡工程论证会，在中南海与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公开辩论，因为一些理念的分歧，最后有九位专家没有签字，我就是其一。毛主席秘书、原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就说过，历史会记住这九位不签字的专家。
毫无疑问，是时代成就了我们，而我们也在为时代奋斗，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在当时，我主持了5个省级旅游规划、8个市级旅游总体规划及详细规划，也从个人角度积极推动中外文化旅游交流，有些工作我觉得还是开创性的。
谈旅游研究和实践：要花笨功夫、苦功夫
1978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黄秉维、吴传钧、陈述彭等几位院士，还有我的师兄左大康以及我等一些人，一起研究当时国际地理学发展的趋势。最后大家普遍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条件达到一定水平，旅游会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旅游学科会成为一个新型学科。
大家还达成了一个共识：中科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的火车头，应该走在前列，有必要建立一个旅游地理研究组，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旅游。确定人选的时候，吴传钧院士提议，旅游地理就让小郭来弄吧，他脑瓜活，能说会道，文笔也好。就这样，我才从异质蒸发（？音）领域，改行搞起了旅游研究。
怎么研究旅游，当时也没有模式可以借鉴，开始时一头雾水。我就先读书看材料，再去搞调研，然后从所里找了三个人（一个考古专业出身、一个历史地理专业出身、一个地理知识的编辑）组织一套人马。我还借着跟侯仁之院士田野调查的机会去了多个目的地考察，包括去那个河北野三坡，当时它已经有点发展旅游的苗头。侯仁之先生50年代当《旅行家》杂志编委，刊发了我写的不少游记，对我的文笔很欣赏，后来也多有关照。
获赠一本《旅行家》杂志
在跟侯仁之院士考察调研中，我收获很大。在侯先生的启发下，我带着团队开始了长城保护和传承的研究，陆陆续续做了些工作，包括组织了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众多学者的四次长城考察，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其实，改革开放前，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也比较重视旅游，甚至把它作为第二外交部功能来对待，60年代还邀请1500名海外名人来华旅游，但当时主要发挥的还是其民间外交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的旅游怎么搞，是一个新课题。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提出要搞“两油（游）”——石油、旅游，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外汇短缺。旅游业人士听了都很振奋。
在那个时代背景中，我们也在抓紧介入旅游研究。不久，吴传钧院士在从杭州回北京的火车上突发灵感要写篇开发旅游资源的文章。吴老师进行了框架设想，开头写了1千多字，然后就让我接着写下去，我就写了1万多字，后来就成了那篇《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地理研究》。
1979年9月，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开了20多天。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局长卢绪章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出席。当时没有邀请专家学者，就是工作会。我是作为科技界代表参加了会议，在大会上作了《要保护北戴河—山海关的旅游资源》的发言，否定了当时试图在秦皇岛建设超大型钢铁基地的产业设想。吴老师和我合写的《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地理研究》也被大会选为会议代表的参阅论文。
1984年，我带着杨冠雄、宋力夫等人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旅游规划课题——“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开发研究”。当时，我们驾车考察戴河南岸近百里的荒凉海滩，还徒步走了很长一段。我上书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提出要在北戴河之外开发新区域，分流大众游客，很快就有了回音。习仲勋同志后来具体过问这个事，就不细说了，我以前写过相关回忆文章。当时也没有旅游规划的文本模块，都是我们自己琢磨着弄。现在看来，这个规划本子仍然有可取之处。
1985年举行了黄金海岸开营仪式，结果来了4万多群众，人山人海。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还报道：“专家们发现可同时容纳30万人下海的天然海滨浴场”。
有时候，我也在想：现在，旅游规划的口碑怎么就弄成了这样，怎么就搞成了人家戏谑的“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这是一个行业需要去反思的。
当时，我们做“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开发研究”那个规划，知道花了多大心思和精力吗？我们是用科学家的精神去做的，扎实的数据、深入的调研、周边环境分析等等，也开创性地进行包括海水分析、气候舒适度分析、环境容量分析等，我们甚至从青岛的沙滩、大连的沙滩、北戴河的沙滩都取来“沙样”，让化验师做颗粒度分析、成分分析、弹性分析等。后来，我们做的一个旅游规划涉及“避寒”元素，我找了北京协和医院、北大医院、北医三院等权威医院，共同分析一个寒潮过后发病率、挂号率、住院率、死亡率等。现在又有多少人会花这样的笨功夫、苦功夫？
关于我的学术思想，《人文地理》可能近期要刊登一篇介绍文章，到时你可以留意再看看。
谈学生：最欣慰的一点就是看到学生们成才
1980年，我还应邀给北京旅游学院筹备处（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前身）、北京二外讲课，那边学员的学习热情还很高。受邀讲课的老师也是边讲边摸索，后来我们几个老师出了本书，成了最早的旅游学科教材。
1988年，我成为博士生副导师，1992年成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招收了旅游地理学的第一个博士后。我一共带了50个研究生，还有来自德国、日本的。北大地理系陈传康教授1997年突然去世，他招的博士没人带了，都是我接手帮着带完的，也算给老友一个交代了，当时我带着他们去做平遥古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做老师的，最欣慰的一点就是看到学生们成才。我先简单谈谈这些学生辈的，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详谈。
比如，我的博士刘锋，他早年创业也是很艰难的，甚至自己会去北京远郊区发放小广告，我是看着一步步走过来的。他跟我有些像，脑瓜比较活，创意也多，他后来写了个《旅游营销三十六计》就很好，我做讲座时还经常引用推介。我的旅游调研就是从野三坡起步的，对那个地方是有感情的，前几年野三坡那边还找到我要谋划新发展，我就把刘锋推荐给他们了，不仅仅是因为师生关系，因为我知道他只要用心是能做好的。
北京大学的吴必虎教授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我的八十大寿就是他牵头弄的，当时很多学生都来了。当年，我去上海参加了吴必虎的博士论文答辩，他开始是想跟我读博士后的，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成功，我把他推荐给北大的陈传康教授。早年，我和几个人出了本《旅游地理文集》，印了4000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甚至一些学界人士对我说是他们搞旅游研究的启蒙读本。那本书就重点写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以及旅游资源的评价，应该说是给后来的旅游规划做了点理论指引。再到了吴必虎他们这一代，又有了新发展。比如吴必虎的《旅游规划原理》，就是他们中生代的代表作，包括他也提出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新理论。
中山大学的保继刚教授，年轻时性格就比较沉稳，做事扎实，搞研究能沉得下去，也是我推荐他去跟陈传康读硕士的，后来他博士又回到中山大学去读。我在中科院云南所当所长，干了10年，支援云南建设。保继刚老家就在云南，他还在云南所做了一段时间我的助手。保继刚年轻时我就很看好他，开拓探索精神很强，也能吃苦，将来能在这个学科有一番作为。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陆林是我的第一个博士后，也是旅游学科的第一个博士后，他毕业后我是特别想把他留在北京的。当时，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钢有很多珍贵的英文旅游资料，对我说，“老郭，这些资料堆在我这一时也用不上，但还很有价值，你做研究，都拿走吧”。我也不客气，把这些英文旅游资料都搬走了，然后让陆林把这些资料都消化掉，写个“国际旅游流研究”。陆林不偷懒，真是坐冷板凳，一篇篇看，博士后出站论文写得就很好。后来，我又让另一个博士写了篇“国内旅游流研究”。这两篇论文当时大大推进了“旅游流”研究，都是我的学生完成的。
在女性旅游学者中，我的学生牛亚菲也是出类拔萃的，研究有一股子狠劲，跟着我一起做了早期的中国旅游资源普查。她参与起草设计了早期的中国旅游资源分类评价国家标准，也早退休了。还有我的第一个研究生陈田，以及范业正、郭英之、 周建明等等，包括陈传康教授那边的刘家明、崔凤军等，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一番成绩。
…………
我这个人性子就比较急，有时候说话也狠。学生们做得很不好的时候会忍不住发火，好几个学生都被我训哭过。有些学生后来还跟我开玩笑，上学时最怕郭老师训话。
前几年，我的学生XX，他带的一个博士后做呼伦次生态旅游研究（？音），邀请我去主持论文答辩会。我对我的学生说你们作为博士后导师对呼伦次（？音）了解吗，他们都说没去过。我说，你们都没去过怎么指导博士后论文，我60年前就沿着呼伦次走了一遍，还写了文章。训完了也有点后悔，毕竟当着他们的学生面。不过，这些老学生也知道我的讲话风格，对事不对人，他们也习惯了吧。
其实啊，人生有时也很奇妙，有很多事情都是奇奇怪怪串起来的。我就多啰嗦几句，刘锋怎么认识我的呢，就要从吴必虎谈起。我到上海参加吴必虎的博士论文答辩，刘锋到那找到我说想跟我读博士，之前我们都不认识。我一看小伙子人很聪明、很精干，谈话也有深度，还看了他写的文章，文笔也不错，就挺满意的，鼓励报考。他毕业后，我先是推荐刘锋到北大读博士后，后来又推荐他去清华读博士后。我还记得，我是在昆明机场用文言文给一个朋友胡鞍钢教授写的推荐信。
这样的事情，也为其他学生做了不少。包括像吴必虎这样的“编外”学生，他们当时搞了个《青年地理学家》的全国地理学科研究生学术汇刊，他们学生哪有钱啊，就找到我问郭老师能不能支持一下。我说，没问题啊，经费包在我身上，你们年轻人干事一定支持。就前两年，几个学生弄了中国旅游协会地学旅游分会，邀请我和陈安泽先生做名誉会长，我也积极帮他们出谋划策。虽然一些时候，我对学生们很凶，但我可以说，我还是很尽心培养他们的，也愿意给他们做铺路石。
2020年疫情期间，我的一个学生来养老院看我，当时养老院管理严也不能进来，只能在门外用扩音器对话，我们俩讲得声音都很大。养老院有些人看到了，还很羡慕，八十多岁了还有老学生惦记。我也很自豪，这些学生们都没白培养。
（本文前后历经几次访谈而成，限于时间和篇幅，先期整理一部分，后面有时间继续整理，以告慰郭先生在天之灵，也感谢郭先生对我个人说的一些勉励之语。先生特别愿意提携年轻人，可惜我倒是不争气，只是推荐的书目是一定会读完。）（原题《郭来喜口述：“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尽力做了我能做的”》周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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