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从一些矛盾现象说起。我们说旅游市场的规模，是以旅游行为的总量为依据计量的，所以有我们有60亿人次国内旅游市场，疫情之前还有一个亿的出境旅游市场和5000多万人次的入境旅游市场。然而我们在说旅游供给的时候经常说的是各种潜在的资源条件而不是产品，说到旅游产品，就落脚到那些景点景区度假区和各种服务接待设施。这口径明显有矛盾，用当前的话语体系说，就是“供需不适配”。由此旅游业发展一直存在多个“旅游业之问”：比如，旅游行为和旅游消费的边界很大，本质上由社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引导和调整；而旅游产品具像具体，要素和边界清晰，开发和存续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那么，旅游业的质量谁来控制怎么控制？旅游企业到底是干什么的？甚至干了几十年仍有业者反躬自问“旅游业到底是谁”？这是旅游业的性质之问。再比如，市场主体的体感体会，“旅游市场说起来很大，做起来获益很难，旅游企业做不大，做大的都不靠旅游”，这是市场法则之问。再比如，旅游业宏观数据多报喜，企业微观多报忧，谁的问题？地方政府的本地“旅游投入”和“旅游收入”两个概念分别由不同的渠道形成，相互不验证，两笔账不对表，怎么解释？还有产业边界之问，承担责任之问，投资效益之问，绩效评价之问，等等。
2，就是带着各种“旅游业之问”，旅游业靠不断地“把蛋糕做大”，跨越前进。当前在高速成长中，一直持续“跟进式”研究旅游业更多的性质特点和规律。从改革开放起，旅游业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种功能随着“蛋糕”的扩大，在不断凸显，不断增强，不断被发掘，不断被需要，不断“迭代”，看上去这个领域认知一直在前进，但是垫底的基础还是旅游业的综合性特征。至今为止“旅游产业综合性强，乘数效应高，带动性大”，还是最有社会共识的旅游业突出特征，是旅游业的基本规律。各方面都有“旅游业之问”，但是对此特点和规律却没有疑问，坚信不疑。做旅游产业的人更是努力遵循，充分张扬，动员了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满足旅游业大供给，利用大供给，满足大需求，结果使旅游业的综合性成为推进旅游产业“战略化，政策化，机制化”的理论支撑。正是这种发展思路，最终形成了旅游业的“混合型发展模式”。
3，发展模式不是规划和设计的。“混合型发展模式”，是对现实的考察，是对实践的归结。不是策划，是事后总结认知的。可以从多方面来描述这个模式的混合型表现：一是供给的结构社会性，二是要素投入的混合性，三是市场主体的多样性，四是运行机制的“上位协调”。
第一方面“供给结构的社会性”是最显见的特点特征。在我们说“旅游产品的混合性”时，不仅包括了可供消费的“行住吃游购娱”的各种要素，还包括了社会环境、文化资产、自然资源，甚至安全和稳定这些国家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不是旅游资源，但是它们是旅游产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第二方面“要素投入的混合性”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资源配置的方向是旅游业要“市场投入为主”，但是要为“社会性的供给”提供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发展前期阶段政府投入也是必须的。如果让一些旅游产品具有越来越突出的社会性和公益性，那政府的持续投入和间接投入也是合理的。第三方面“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毋庸赘言。尽管很多市场主体不是专门的旅游供给主体，属于“一专多能”和“多专多能”，但是旅游市场不论专门经营还是混业经营，都是没有门槛的。第四方面用“上位协调”来描述旅游产业的运行机制，可能不很达意，这里想表达的是尽量贴近产业运行的实际。出乎很多人的已知，旅游运行还不是完全的市场机制，国内外都不是。旅游运行中有大量问题并非市场主体平等协商可以搞定。在本人协助制定旅游法时，为此深入研究过国内外旅游业运行的实际，包括旅游发达国家的市场主体在面对旅游发展和运行的相同问题时，市场失灵机制失灵反应的更加充分。比如德国旅行商协会提供的冰岛火山灰事件案例，国外业者痛感有关人员的流动和安全，不是经济问题，而旅游业做的就是“让人流动起来”的生意，这个生意需要“跨境协调”和“政府协调”和“上位协调”的保障机制。同样旅游业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各方配合，这个产业太综合了，市场主体没法搞定。关于旅游业的协调机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搞协会，协会大搞协调，事倍功半；中国的协会协调目前还欠缺，主要是政府协调“上位”解决问题，尽管感觉也不到位，但是在世界各国的旅游业中，也算是一种中国化的解决问题方式。这种机制是中国特色，是“混合性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混合型发展模式”下的旅游业实际，可以描述为“需求由市场激发，供给由政府引领，要素是混合配置，资源是综合利用，产品是五花八门，服务是高低不等，质量是良莠不齐”。研究发展模式，是研究“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应有之意。
4，“旅游业混合型发展”是怎么混合起来的？不是人为设计，战略也没有如此制定。“任何表面上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事情，都有其背后的深刻原因”。站在40年发展历程这个节点上回头看，我认为是三大因素集成决定：第一就是自觉遵循旅游产业的综合性带动性基本特征；第二就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和积极引导；第三是被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过程塑形定性。
第一个因素，是“遵循了旅游产业的综合性特征”基本规律。参与旅游发展的经历者，都接受和经历过“综合性产业”的思想塑形过程。我们总结旅游业40年发展，很清晰地看到以旅游业的大需求和综合性为纲目，这是做旅游总体健康发展的主体思想逻辑。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层面40年的战略导引。旅游业都还记得“五个一起上”的发展政策，这就是最开始的发展模式雏形。今天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有战略，但是还原历史，在当时这个政策却是“不得不选择”的应对措施。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培育市场机制是国家战略本意，我们作为发展研究者，研究的都是“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和“放开搞活”的政策建议，但是20年过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之后，我们发现真实的经验却是“政府的主导型发展成为事实上的战略”，而正是在政府主导下，为爆发式的国内旅游的增长提供了相应的供给。假日旅游黄金周是市场需求和政府行为共同推进的中国旅游业盛景，并且推动旅游业从新的增长点到战略性支柱产业，现在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经济定位上淡化，强化其在文化强国中的重要载体作用。战略引导因时而异，因势而成。
第三个因素是被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过程塑形定性。这是作者表达的重点。“遵循”和“引导”是主动适应，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的客观进程，是决定性的基础因素，是这个因素内在地规定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模式。旅游业发展和各方面的混合型成长，并非偶然；旅游业每个重要发展阶段都和大的经济增长时代背景相呼应，不是巧合。我有一个“旅游业极简史”的简单分段方式：一是“启”，是得改革开放之大势产业兴起；二是“承”，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预测未来需求增长之势，国内市场和出境市场渐次成长；三是“转”，旅游产业的急剧扩展和城市快速发展紧紧绑在一起，“综合性大产业”逐渐形成；四是“合”，那就是全面小康以后，在构建新的发展格局中再定位，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论中，判断旅游业的发展，主要是从需求出发的，围绕需求主线，关注旅游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升阶和转型。把握产业发展“需求背景”，推动旅游业市场化发展，是旅游业成长的简单逻辑。但是从始至终，我们没有解读好中国旅游业的突出现象，没有深入分析旅游供给形成的特殊背景。“被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进程塑形，也是被发展过程中被各方面需求的呼应促成”，才是旅游业发展的深层逻辑。
5，旅游供给的时代烙印。历史客观地认知问题，需要在4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特征框架下深入展开。这里只能从轮廓上描述旅游业混合型模式，“印象式”了解旅游业混合型发展模式的时代烙印。几个方面：第一是政府的主导，政府对供给的调控，政府对要素的配置，体现在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旅游业并不例外。第二是整个旅游产业是成长在高速工业化和急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与城市发展尤其是土地开发共生。旅游业之于城市化，一是不可或缺，二是从属发展，配角性质，锦上添花，体现了旅游产业的依托型。第三重要旅游产品都镶嵌在各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与地方发展模式发展方向共生，体现了旅游产品的依托型和依赖性。第四个方面，复杂的共生关系带来旅游企业产品属性变化、生存方式变化和盈利模式变化。
发展模式是既成的现实，反应了“旅游业之所以如此”的“已然”问题。我们从现在阶段的角度观察，一定是有利有弊。利大是主要的，这种模式快速改善了环境扩大了供给满足了基本层次的旅游需求；不足也很多，扎眼的表现为旅游市场的粗线条大概齐，产品的模仿复制千篇一律，产品的独创、精细、专业度成熟度受影响，总体上说是旅游质量不行。进入“旅游业发展模式由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道路决定”的逻辑，我们也就理解和诠释了旅游业的成功和不足的基本问题，我觉得也包括前面提到的“旅游业之问”的那些问题。（原题《杜一力 || 考察中国旅游业混合型发展模式》杜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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