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橙旅游】八十年代，是诗歌的年代，一波波诗潮荡漾大江南北。得时代风气之先的旅游业，立于其间，也在八十年代获得极好的生长、发育。
穿越八十年代，“诗”与“远方”完成了一场同构的精神互文，烛照着未来的路向。
使命意义：朦胧诗与旅游业“解放思想”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1979年3月，北岛的名篇《回答》发表在《诗刊》上，朦胧诗正式进入主流文坛，也开启了一代诗风。
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芒克、多多、食指等陆续登场或被重现发现。
他们亲身经过十年“文革”，当曾经的激情和理想从狂热走向幻灭，难以避免会留下迷惘的调性。一个开放时代的到来，让他们更有条件“诗言志”。与前几十年直抒胸臆的诗风相比，这些诗歌普遍出现了批评家所言的“令人气闷”的“朦胧”。
这批年轻诗人在苦苦探索，为时代鼓气呐喊——“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但他们必须要用独立的姿态去探索以及自我存在——“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尽管朦胧诗回到了人性、确立了自我、回到个人抒情，但诗人的“使命感”并未减弱，只是换了一套笔墨的家国情怀、意义生成。
这就像80年代初发展旅游业带有崇高的使命一样——要为国家赚取外汇，投入到百废待兴的现代化建设。
以旅行社为例，中国国际旅行社、中国旅行社，加上新成立的中国青年旅行社，它们主要对焦的都是入境游客，而且三家分工明确：当时，国旅主要接待外国来华游客 ，中旅主要接待港澳同胞、来华旅游的海外华人，而中青旅则主要接待来华旅游的青年游客 。
酒店业更别提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是最早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行业。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酒店大多是事业型招待所，酒店服务项目单一。业界老炮经常会神侃，那时，整个北京城，只有“八大饭店”，不接受社会散客，有钱也住不了，更何况没钱。
1978年 11月，国务院就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当时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重点就做三件事：如何使我国饭店业从招待型管理转向企业化管理；如何提高饭店管理水平和服务；如何让管理人员更好掌握现代化饭店管理知识。
1982年兴建了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北京建国酒店”，有15个副总理、副委员长圈阅，其中的艰难过程如今成为业界人士的酒后笑谈，在当时恐怕是笑不出的。协议规定，外方占49%的股权，中方占51%股权，双方合作10年后，由中方以1美元购下外方所有股权。当年开业就盈利150万元，4年多后连本带息还清了全部贷款。后来，全国还掀起了一股学习建国饭店的热潮。
1982年7月17日，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和国旅总社正式分家，完成了我国旅游管理中政企分开的第一步，给市场带来更大的活力。
旅游学者杜江在其名篇《中国旅行社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对这一时期的旅游业进行了系统耙梳，转引的一份统计数据更能说明情况：
可见，80年代从一开始，旅游业就进入“疯狂”增长的格局，旅游入境人数、旅游收入的年增长率能让人惊掉下巴，而且呈现持续状态。
那段时间，邓小平说了不少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名言，话不长，但像鼓点一样，振奋一个行业的精神：“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搞现代化要抓两油（游）——石油和旅游”、“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你们发财的地方”……甚至可以具体到“旅游公司可以自己开设小卖部，出售旅游小商品和纪念品；可以自己加工订货，决定规格和花样”、“搞旅游业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以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要开辟一些行业，如印刷业，专门为旅游服务”……
食指在《相信未来》中写道：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是当时的主基调，人们无比热忱地期待着，一切欣欣向荣。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敢说真话、实话的人越来越多。除了经济产业属性，旅游业也承担着更形而上的重要使命——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走向世界。
众声喧哗：第三代诗歌与旅游业“打破固化”
80年代中期，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出道，他们高喊着“pass 舒婷”、“打倒北岛”，他们反传统、反权威、反抒情、反崇高，甚至反诗歌。
这一诗潮，虽然有各种冠名，但是“第三代诗歌”的称谓还是被更多人接受。这批诗人更强调“表现自我”，强调诗歌的本体精神，在诗歌语言、修辞手法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实验，韩东更是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
韩东、于坚、周伦佑、李亚伟、陆忆敏、万夏等等逐渐起势，出现了诸如《冷风景》、《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大佛》、《中文系》等一批佳作。
这时候，诗歌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写作，流派也是五花八门：海上诗群、星期五诗群、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他们文学社、撒娇派……神州大地遍野诗人，有气宗的，也有剑宗的，还有练金钟罩、铁布衫的。众声喧哗，山头林立。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对话阿城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过渡期是乱七八糟、生气勃勃的，一切还不定型，就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一旦这东西规范了、定型了，可能也就呆板了，不好玩了。所以就享受过程吧。”
到底哪里好玩呢？例如，同是旅行风景写作，也都描摹大雁塔，朦胧诗人杨炼的组诗《大雁塔》意象繁复、雄浑壮阔，具有浓郁的英雄主义、社会意识以及深厚的历史感，恨不得把上下五千年都搬进来。
到了第三代诗人这波，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则消解了这一切：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
这批挑战者反感被树立起的权威，更厌恶动不动就被赋予的“意义”，他们的诗歌情趣就要回到日常生活叙事，传达的是世俗审美情趣，更倡导小人物、平民意识、俗世生活。
这就像这一时期的旅游业发展，旅游产品的“生产者”——旅游企业不再是垄断的那几家，一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纷纷“入场”，他们要打破固化的江湖排位，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再以接待入境游客为例，80年代早期，全国只有国旅、中旅、中青旅具有旅游外联的权力，并形成长期的垄断，1980 这三家旅行社接待的来华旅游者占到全国有组织接待人数的 80 %。
随着入境旅游人次的激增以及市场主体日渐表露出的“不满意”，1985年颁布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将我国的旅行社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社，虽然还是强调只有一类社才有外联权，但是批准设立了一大批一类社，事实上放开了口子。市场上一下子更火起来。
风起云涌，各大旅游企业纷纷冒出来。创办于1984年的康辉旅行社，就是这时候起的势。1985年，工人出身的李继烈接手康辉，搞起了从未接触过的旅游业，官衔名曰“社长”，土得掉渣。
当时康辉的办公地点是地下室，只有七间房，一半房子没有窗户，还总停电，员工工资都开不出来。李社长的魄力、干劲、学习能力迅速发挥了优势，康辉也逐渐发展成为旅行社江湖中除了国旅、中旅、中青旅之外的“第四极”。当然，康辉壮大也与政策支持有一定的关系。
陆续，香格里拉、洲际、假日集团、喜来登等国际一线酒店品牌都涌入中国市场，他们发现了一片广阔的蓝海，疯狂追捧跑了过来，就恨自己只生两条腿。
1985年，中国饭店数量达505座，客房7.7万间，比1980年翻一翻。
同年，中国旅游业第一部全国性行政法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颁布，是我国将旅游业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的重要标志。
市场力量以及理想主义再捍卫：校园诗歌运动与旅游业“左右奔突”
80年代中后期，校园诗歌运动星火燎原，特别是海子、骆一禾、西川“北大三诗人”更是一个重要标志。他们不同于朦胧诗的抒情方式，也未被第三代诗人所接纳。更有评判者认为，这个群落只是“青春期写作”、“才子写作”、“校园抒情写作”。
以海子为例，其诗大多散发理想主义的光芒，无论是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是这首《以梦为马）》——“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海子活着的时候应该是很苦闷的，既有诗歌抱负和境遇的不如意，也有时代的激荡转型。他从安徽偏僻农村进入最高学府，诗歌写作的大环境，正面临着社会急剧变化时期，市场因素越来越活跃，人们新观念、新思维、新的生活方式等都在“重构”，诗歌也有边缘化的迹象。
一首好诗，就可以俘获满宿舍女生的芳心，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诗人们失落感加强，他们需要在大自然中释放抒情，从理想主义中寻找慰藉，这样才能让他们不那么狼狈。湿人们现实地位越是尴尬，越需要灵魂出窍，要去辽远的远方寻找“诗意的栖息”。
当代文学研究名家洪子诚，对这批校园诗人就评价过，“我至今未发现有取芯片、干红干白、大盘绩优股之类作为诗名的，说明土地、河海、树木仍是北大诗人想象的源泉，大自然仍是他们心目中的‘精神栖息地’”。
一边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力量，另一边是理想主义的再探寻。一面是整体性叙事，出现了历史缝隙；另一面是不同的团队，抱团取暖的意识见涨，行业归属感也更强。
1986年1月，中国第一个旅游全行业组织——中国旅游协会正式成立，也成了旅游企业的“娘家”：抱抱团、见见客、联联谊、支支招、评评理。
邓公原初设想的“盖旅馆第一批可以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正得到时间的回应。
1986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自建旅游饭店有关问题的通知》，拉开建立本土饭店集团的大幕。华龙旅游饭店集团、友谊旅游饭店集团、北京饭店集团、上海衡山集团等都迅速得到发展。它们把国外酒店先进管理方法与国情相结合，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中国式现代酒店管理体系。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市场乱象也日益滋生。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不完美”、“不温情”的一面。“放水养鱼”后，需要对市场环境、服务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1987年，国务院批准颁布《导游人员管理暂行规定》，成为我国第一个导游人员管理的行政法规，标注着对旅游从业人员的“规范”、“管理”、“提升”进入制度化设计阶段。
一年之后，1988年，旅游涉外饭店星级标准正式颁布。这是中国旅游业标准化工作的开始，极大提升了我国旅游产品的供给质量。“星级酒店”的理念及示范作用，其后深远地影响了整个酒店行业，也为其他行业的品质提升提供了颇强的借鉴意义。
1989年公布了第一批星级饭店名单，最高级是四星级，还有三星级。四星级饭店只有广州中央饭店，三星级饭店包括白云宾馆、流花宾馆、南湖宾馆、广州宾馆、爱群大酒店、华侨酒店、东山宾馆。
这些酒店基本来自广东。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总是骄傲地引领时代风气之先。
海子偶尔也想表达一下骄傲。犹记得上学那会，诗人王家新授课时给我们说了一段往事：有一次，困居昌平的海子走进一家小酒馆，充满豪气地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请我喝酒？”老板态度倒是很好：“我可以给您酒喝，但请您别在这儿朗诵，客人们还要吃饭。”
“又折花枝当酒钱”的时代，其后在不断经受现实的拷问以及种种回应。怅然若失的他们，大概也会感叹“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春天， 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落寞的海子留下了最后一首诗，1989年猝然离世，也给80年代的诗歌挽上了一个历史的扣子。
无用的诗歌，即将进入了更蓬勃亦或更“残酷”的市场经济时代，旅游业亦如是。
只是，旅游日渐成为普罗大众的另一种抒情方式，甚至代言起“诗和远方”。时隔一年，1990年10月，国家旅游局就允许公民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旅游，拉开了一个更开放的时代。（品橙旅游 周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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