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三孩新政预示生育政策的彻底逆转

我认为，虽然三孩政策相比二孩政策是一个进步，但其实应该直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而不是仅仅放开三孩，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了，其他国家例如日本在比中国现在的生育率还要高的时候，早已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我预计放开三孩对提升生育率的效果很小。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数据来看，有一些低生育率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如果仅仅算三胎而不算生四胎及以上的话，一般来说只是生一胎的人的20%至30%。因为中国的养育成本还是比日本更高，生育率也比日本更低。所以，生三胎的人应该比日本更少，生一胎的家庭里面可能不到20%会生三胎。这样算下来，也就是一年生三胎的孩子数量大概一百多万个。但这一百多万个孩子并不是开放三胎后的增量，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是“超生”了，或者说已经包含在去年1.3的总和生育率里面了。所以，现在仅仅放开三胎带来的增量远远没有一百万，每年最多增加几十万个孩子。

尽管三孩新政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并不显著，但其标志性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预示着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彻底逆转。我可以解读一下新政的文字表述“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

这些表述明确地指出了未来的一些政策方向：“住房支持”，“税收支持”，“托育服务”，“生育休假”，“教育减负”等。这些政策方向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我在以前的文章中都讨论过具体的一些政策建议，下面我就来简单评价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一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现在的房价里一大半都是土地的价格，也就是地方政府收的税，把这部分作为购房补贴的返回给家庭（比如说在高房价地区：一孩房价九折，二孩七折，三孩五折），并且同时增加那个地方的建设用地指标。我们的土地政策应该跟着人走，哪些地方有更多的人口流入，就应该给更多住房的用地指标，来增加供给和平抑房价。更好的政策是与鼓励生育的政策结合起来，就是住宅供地跟着孩子走。中国的大城市并不缺地，例如上海至今还保留了1800平方公里的农田，如果把大城市的土地更多地用来开发住宅，反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节省用地，因为大城市的开发密度和效率是高于小城市和农村的。

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甚至直接选择丁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实在高昂，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严重缺乏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们建议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这点，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大约大量托育设施。

延长产假当然是好事，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能只让企业还承担成本。如果延长产假的成本完全让企业来承担，可能加剧隐形的性别歧视。我们的提议是要鼓励企业提供女性友好的工作环境，例如对于怀孕和哺乳期的员工提倡在家办公等。

除了幼托服务，其他方面的教育减负，是个非常重要但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教育已经是制约生育的头号因素，但是教育改革又是最难的。我的结论是，教育内卷的根本原因是高考的制度，所以必须要改革现行的高考制度。

当然这些鼓励生育的政策的出台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未来能否提升生育率，关键是要看这些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是不是能够落到实处。这次的三胎政策虽然本身能够带来的生育率提升非常有限，但意义重大，预示着生育政策的彻底转变，当然这个转变背后是对于人口是资源还是负担的观念转变。注意到新华社的消息有如下的表述：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官方媒体提到“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观念转变。只要是我们不再把人口当负担，而是把人口当作一种宝贵的优势资源来维护和培养，我们对相关的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的落实还是比较乐观的。虽然现在中国大城市的生育成本可能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如果能够发挥出我们在制度和资源上的优势，还是可以解决低生育率的世界难题，维持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