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隆隆的2021超级“五一”终于过去了，相关讨论也告一段落。然而，还有必要顺势对明年的“五一”有所追问和期许，而这些追问最终会货真价实地聚焦指向放假天数上。
2021的超级“五一”假期，关于“调休”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调休凑长假为远距离出行创造了机会；反对者认为调休造成连续工作日加长，似是放了个“假”假。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调休年年有，有人欢喜有人怼。之所以今年的吐槽特别狠，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这是疫情真正进入防控常态化后的首个“大节”。原本只有1天的假期，被硬是前拼后凑调成了5天。调的力度有点大，造成的反弹也就大一些。
疫情之下以及之后，“五一”假期留给2022的念想，将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那么，明年有没有可能通过增加法定假日、科学调休回归7天黄金周？
我国法定节假日制度化的调休开始于1999年。正是这一年9月，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创造了春节、五一、十一这三个黄金周。但这三个假期都是3天，通过调休凑成7天。为什么要凑？一个大背景是，当时全社会正在开展一场以“假日经济”为主题的大讨论。
1998年，可以说是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财政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避免经济陷入通货紧缩，我国从1998年开始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一个重大目标。
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此后不少政策都可以在1999年追溯到源头。比如，从1999年11月起开征税率为20%的储蓄存款利息税；从1999年8月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减免；央行从1998到1999年持续下调存款利率，并从3月起允许所有中资商业银行开办消费信贷业务；1999年还是职工增加工资最多的一年……
当时关于如何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在理论界、产业界甚至全社会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讨论，那种热闹程度差点要赶上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景象。“假日经济”的概念正是在这场讨论中频繁被提及。不过，当时对假日经济的定位倒是基本一致，那就是落实中央要求、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在《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公布几天后，《北京日报》在9月25日就刊发了预测性的报道《一年三次长假激活假日经济》，并在版式中间用加黑加粗的字体写了一行：
旅游业受益最多。
事实上，在1999年政府采取的多项刺激消费的措施中，效果最明显的正是十一黄金周。在首个国庆长假中，全国出游人数达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人民日报》在当年10月07日第2版刊发了一篇《“假日经济”激活南京市场》的消息，里面说：“南京人大量地走出去，外地人又大量地到南京来。经济，正是在互动中发展的。”
200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1999年工作时，专门提到一句：“国家增加了法定节假日天数，既促进了消费，又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调休、假日、经济，这些概念是彼此密切相关的，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假日既是民生要事，也是经济要素。
相较于居住地周边的日常性消费，中远距离移动式消费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更强。而只有在较长假期的条件下，才具备远距离消费的条件。因此，调休凑假也是大的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其实，自长假制度诞生后，关于调休的争议就一直存在。其中最极端的是2013年放假安排中，因为调休，导致全年1次连上8天班，两次连上6天班，3次连上7天班。当时也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争议，甚至引来公益律师上书国务院。当时，在一些媒体的“引导”下，矛头直指当时的“全国假日办”。但其实假日办只是个协调机构，“背锅”罢了。
当然，“全国假日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存在。1999年，黄金周首次出现。为应对黄金周期间的协调组织工作，2000年由三分之一的国务院部委共同组成了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其办公室就设在原国家旅游局。也就是说，由国家旅游局牵头组织、协调、引导全国假日旅游方面的工作，当然名义上也就包括了公众调休假的工作职能。通常都是，国家旅游局局长担任全国假日办主任，几位副局长担任副主任。
在多年后的一个采访场合，易水听到一位当年力主废除五一黄金周的学者半开玩笑说过，他一开始都有点懵，怎么齐刷刷来了一群旅游学者跟他争论公众调休假的问题，后来才搞清楚原来相关工作职能设定在旅游系统中了。
不过，2014年，运行14年的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正式撤销，“全国假日办”也随之撤销，其全部职能并入新设机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随着2018年旅游部门和文化部门的机构大合并，“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也不存在了。新成立的文化和旅游部倒是有一个“安全和假日处”，归属于市场管理司。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假日经济与出游体验之间寻找平衡。为此，建议“五一”重新恢复3天法定节假日，通过适当调休回归7天黄金周。
理由有四：
一、提振假日经济依然是大势所趋。
疫情后，经济恢复面临的压力与1998年、2008年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时候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提振消费的紧迫性更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都会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方式来提振经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强调，要稳定和扩大消费，发展健康、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1999年以来的20多年已经证明，假日经济是刺激消费的最佳手段之一，尽管也会带来些弊端，但“两利相权取其重”是一个成年人的思考方式。199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接近90%。假日经济虽然名义上是“假”，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丝毫不亚于工作日。
建国以来，我国法定节假日的总天数历经几次调整，其趋势都是不断增加。建国后，最早的法定节假日是7天，1999年增加到10天，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又增加到11天。目前距离上次调整已经过去了14年。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对休闲旅游的强大需求，不妨在不改变其他假日的情况下，将“五一”法定假日再增加2天，变成3天，进而通过调整形成7天黄金周。全年法定节假日总天数增加2天，并非颠覆性的变化。相关部门可对成本及收益进行详细研究，也算算机会成本账。
二、法定节假日越长，调休产生的副作用越小。
从历年调休政策看，大多数连上7天班甚至更多的情况，往往发生在3天小长假的调休上。比如备受诟病的2013年，元旦凑了3天假后，由于安排周六、周日两天均为工作日，导致连续上班8天。
而从数学规则上看，法定节假日越长，调休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就越小。如果是3天法定假日凑成的七天假期，最多占据2个工作日。只要将多上的两天班分散到前后两个周末，就不会出现连续上班天数过多的情况。
三、假期足够长，才能起到消费引导作用。
每个消费者在作出出游选择前，都是经过反复衡量的。如果说，1999年的消费者还处于“出门看世界”的狂热愿望中，所以参与假日出游的意愿极为强烈。那么，今天的消费者在拥有更多“消磨时间”的选择的情况下，对于性价比、体验感、服务水平等方面就有了更多的要求。必须有更强烈的刺激，才能刺激到人们的消费意愿。一个足够长的、可以精心谋划的假期便是首要条件。
四，从现实操作可能性上看，“五一”一直就是调休假的试验田。
《豪赌“五一”：一场旅游产业的证明之战》中写过，在法定节假日中，“五一”是最不稳定、最变化多端的，已经来来回回变了4次。从1天，到7天，到3天，到4天，到5天。这种变化，是试探、摸索、犹豫，举棋不定，甚至“临时起意”，既是回应民众的呼声，也是难舍（小）长假的作用。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对于社会上的争议，政策端并非毫无反应，也在及时呼应民意、根据现实需要而做一些调整。
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教育我们，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主要矛盾的内容会随着历史发展、现实需要而发生变化。现阶段“五一”假期的主要矛盾就是，立足种种新情况、新形势、新需求，一天法定假日太少、调休假不够合理。2000年调成7天，2008年又调成3天，时间就隔了8年。2019年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消费疲软的局面已经在做试探性调整，疫情之后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再推出7天黄金周？毕竟距离2008年又隔了十几年。而且决策的思想负担不必太重，如果将来再过个10年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那就再根据新形势调回来，反正“五一”已经习惯充当试验田和松紧带。
当年主张废除“五一”黄金周的一些人士，寄希望于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现在看看带薪休假的落实情况，就一定会深味学者思考问题一切都要从现实国情出发。当然，即使带薪休假，也难以保证家庭成员的一致性。
如今的旅游消费群体已经形成了几大类型，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需要适合远行的长假期的。比如，家庭亲子出游已经是当前最重要的旅游消费类型之一，但家庭出游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孩子与家长的假期能够保持一致，而这种一致性最主要的实现方式就是法定节假日（寒暑假时许多家长无法休假）。
在现实社会中，几乎任何选择都有利有弊。人们对“五一”调休的吐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利不足以弥其弊。出趟远门吧，时间不够；就近玩玩吧，人太挤；宅在家吧，好像又有点浪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让人难免有鸡肋之感。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去解决。黄金周集中出游带来的种种弊端，也需要在不断完善假日制度、景区管理、科技应用、服务品质提升等过程中去逐步解决。与其别别扭扭，冒着一部分“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的风险去东拼西凑成5天，不如痛痛快快索性“大方”点，增加两天，给人们更多的选择，市场会给出答案。
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有个颇有见地的观点：我们现在的端午、清明之类的节日，更多还是在延续此前的农耕文明里的节气的传统，这类节日是内向型的，有的为了祭奠祖先，有的跟家人聚会。进入到城市化时代，人们是外向型的，应该有一些假期满足人们新的美好生活的时间需求。创造条件让大家走出去，这是对国家有利、对个人有利的事。而且度假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这个文化的形成有个过程，韩国和日本也是东亚文化，过去也是很拼的，后来现代化以后，一些韩国人和日本人对假期也是非常重视的。这就要求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尊重老百姓，保障休假的权利，灵活、分治、增加假日供给不会给经济和政治带来负面影响。
现在这么大力倡导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这种感觉哪里来？增加两天假日，我们可以算一个机会成本的大账。（原题《超级“五一”留下的探问：明年“五一”可否恢复黄金周？》周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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