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民宿只有两天开心，开业的第一天和成功转手的那一天，其他时候都想上吊”，唐唐说，“开民宿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有一部血泪史”。
自从去年6月开了民宿，阿娇觉得自己被捶打得有点魔怔了——从不拜佛的她，在元旦前后，一路从北京拜到了厦门和黄山。
人生无常，北京疫情的三次爆发和政策的双重影响，让本就飘摇的民宿雪上加霜”，假如北京出台的新规严格执行，她的民宿很可能在2月初被迫停业，40多万的投资也会血本无归。
12月10日在美上市的爱彼迎（Airbnb），首日股价上涨逾一倍，公司市值一度迈过千亿美元大关，总市值一度相当于两个万豪国际、将近三个希尔顿酒店。
但在爱彼迎等平台开民宿的多数年轻人，却亏惨了。
他们或职场压力如山，身心俱疲，渴望逃脱996的压力，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体验山间伐竹剜笋，江边静候春潮；或是渴望借势互联网短租的东风，从火热民宿市场分得一杯羹。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疫情的反复，监管的趋紧，让民宿人的日子越发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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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冲动而为，还是谋划已久，年轻人开民宿的初衷不尽相同。
手握名校光环，原厂华为，8年阿里，木木原本有着光鲜的职业经理头衔，但是，历经十数款产品的迭代与流转，长期996的高压和疲惫，不愿再忍受的木木，终于决定辞职。
民宿是木木抽离职场的首选。
前几年，她把耳熟能详的头部民宿住了个遍。晨起闻鸡鸣，初阳滟如波，山间薄雾散，露水点新泥，悠然见南山，安静的田园生活，神经一直紧绷着的木木，到了民宿就放松了下来。
经常一起游玩的驴友们也热心鼓动她一起开民宿。
在杭州，木木撞见一栋旧楼，秋日桂花盛开的香气迎面扑来，如同天选之地，拿下它只在一念之间。
她开始憧憬以后惬意的生活，心情也跟夏天的荷花一样，盛开得灿烂夺目，“我终于要实现闲来无事，泡泡茶喝喝酒，跟天南地北的红男绿女们扯扯淡，躺在房顶看繁星满天的梦想了”，木木告诉《财经故事荟》。
线上操作，异地收益，人在福建的小凡，也启动了民宿之旅。这是套位于新疆边疆小城的一居室，精装之后，就长期无人住，空着可惜，又不舍得长租，思来想去，做民宿是最好的选择。
人在北京的阿娇原本在某互联网公司担任品牌公关，受疫情影响，她失业了，东奔西走，也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因在某平台出租短租房曾尝到过甜头，她毅然决定全职做民宿。
有个数据也一度让阿娇备受鼓舞——中国在线短租用户规模已从2016年的4000万人，激增到2019年的2.3亿人。
阿娇对未来充满憧憬，“体验自由的生活方式，再也不用打卡加班，也能说走就走，满足自己的旅游梦”。
今年6月，她租下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一座四合院，想趁疫情之后人们的“报复性消费”，大赚一笔。
梦想固然美好，现实却囧况百出。
现实是手，年轻民宿人的梦想就是一张大饼脸，打脸的痛楚一次次迎面袭来——原来开民宿一点不浪漫不轻松，还有一堆麻烦。
“一入民宿深似海”，当上民宿掌柜后，木木的日常生活变得兵荒马乱。
2017 年末开始筹建，2018 年初动工，年底 11 月开业，前后一年多，木木慨然而叹，“坑太多了”。
此前，她连一间公寓都没装修过，忽然要独面装修、资质审批等等繁琐流程，此中艰辛，不一而足。
一路走下来，木木仿佛经历了一次涅槃，戏称自己如今兼职“冲动开民宿劝退员”。
在民宿里，诗意栖居的是房客，换灯泡、捅马桶、修水电、写文案、做营销，是木木的日常。
当然，她也动过请师傅上门三分钟搞定的心思，但在咨询过费用后，木木沉默良久，然后自己掂起了锤子、电笔、锤子等“作案工具”。
更麻烦的是应付各种检查，算各种细账，税务和发票也都得自己走，否则落得一个偷税漏税，还得把自己给搭进去。
各种琐事把木木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以前是996，现在是007”。
偶尔，她甚至有那么一点怀疑，在大厂工作的日子，至少不用一个人操心到怀疑人生，期许的自由时间和自主空间更是遥不可及。
线上预订，自主入住退房的模式看似省事，却也麻烦不断，房客素质是不小的考验。弄脏床单一声不吭地离开、预约时登记一人却入住两人等意外，经常出现在阿娇的民宿里。
更有甚者，有位房客定了一间房，却呼朋引伴把所有房间都住满，还不打招呼偷喝了价值数百元的进口红酒。
最初，阿娇希望通过平台解决此事，以挽回些损失，然而几经沟通，平台没有为她“做主”。
“个人民宿经营者，在与房客、平台博弈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民宿要是违约，要付违约金，遭遇不可抗力时，平台的安心退政策可以让顾客免责，但这部分损失全由民宿主承担。”阿娇向《《财经故事荟》抱怨。
她小心翼翼地遵循着平台的规则，耐心周到地服务着住客，但总能遇到牛鬼神蛇的房客，提出许多千奇百怪的需求。
一旦服务稍有差池，住客小手一抖，几个差评下来，阿娇就受不了。她曾经计算过，一个差评，大约得花费10倍的成本才有可能把评分重新拉回来。
这还不算，若遇到举办生日会、开Pary办沙龙的住客，弹着吉他飙高音，不熬到凌晨不尽兴，吵闹得胡同里的邻居们不安生，阿娇就惨了。
通常第二天，民警就会主动上门，并送上一纸罚款，若赶上风口浪尖要抓典型，停业整顿也是有可能的。
阿娇直言自己“太难了，做民宿主比当打工人难多了”。
大海的民宿位于浙江乌镇，2017年入手时，他投入了130万，两年后基本收回了成本，算是比较成功。
然而周边民宿林立，竞争激烈异常，旁边的经营者换了一波又一波，大海也战战兢兢，生怕自己扛不下去。
个体经营者营销能力通常有限，大海的生存之道是打造特色，但服务上去了，环境提升了，运营成本也大幅提高了。
大海很是焦虑的告诉《财经故事荟》，“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民宿行业的整体入住率是下滑的，只有成都和西安是上升的，今年疫情让情况更糟糕。尤其是行业内独立经营、小规模的民宿，日子更难过。”
拓展业务范围、延长业务链是很多民宿品牌突围脱困的经营策略，打造亲子、禅修、艺术、文化等特色，利用民宿引流，售卖增值产品，甚至开启To B板块，提供民宿设计、运营培训等服务，但这些都是个体民宿经营者难以效仿的。
用惨不忍睹形容疫情期间的民宿市场，一点不过分。
租金、装修费等都算上，阿娇前后投入了40多万元，到了6月中旬，一切准备就绪等待开业之际，却赶上了北京新发地疫情。这直接导致7月份爱彼迎、小猪等各个平台关闭了预定。
好不容易等到10月旺季，然而，国庆节之后，阿娇的民宿入住率又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可能有能力出来玩的早出来玩了，剩下的都是报复性存钱的，疫情收入下降，不敢旅游了”，阿娇如此判断。
为了吸引房客，阿娇不得不再次下调房价，“今年的定价一直都是往年的一半，十月之后又降了一些”。
各大平台上的营销活动搞得热火朝天，阿娇也没少参加，但成效甚微，每月收入仅够支付房租，“如果一直如此，勉强能撑到明年春天吧。”
元旦过后，为了节省开支，阿娇甚至退租了自己的住房，搬进了四合院民宿，“反正也没客人，就当自己住民宿散心吧”，阿娇半是无奈半是自嘲。
天津老城区的一家民宿门前，唐唐挂上了“转让”的牌子，这是她在天津打造的第一家民宿。
其实，她心里清楚，如今很难找到人接手。
从2016年入场至今，唐唐在天津累计开办了6家民宿，本来准备2020年再扩张几家，但疫情打破了计划，如今，她的6家民宿中，3家濒临倒闭，“快撑不下去了”。
现在，她很是后悔去年年初低估了疫情，没有早做打算，“2月觉得3月疫情会过去，3月觉得不要耽误清明就好，到了5月基本就是半放弃了，都没能开业。”
熬到5月底，可以营业的通知姗姗来迟，虽然唐唐主动降低了房价，但入住率也仅有去年的30%。
到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尽管房价依然大幅降价，唐唐民宿的入住率也只有往年的一半。
最让唐唐焦虑的不是没有订单，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过去？是该赶紧关店止损还是再撑撑等待反弹回血？一连串的问号萦绕着她，却找不到一个正确答案。
反复的疫情就像地鼠一样，这边打下去，那边又蹦出来，随着元旦之后疫情的严重化趋势，春节期间的民宿，大概率也难迎来反弹.
“数据显示，目前恢复较好的川渝、江浙地区，入住率也只能达到往年同期的50%，北方城市能达到30%就不错了。”小猪民宿人士曾告诉媒体。
疫情还没结束，监管大刀已经迎头砍下。
去年12月底，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公安局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该《通知》被行业内称为针对城市民宿的“最严监管”。《通知》明确规定，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禁止经营短租住房。
在北京其他区域经营短租住房的，要符合多项条件：符合本小区管理规约，无管理规约的应当取得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书面同意或取得本楼栋内其他业主的书面同意；取得出租住房业主的书面同意；等等。
看到这则《通知》，阿娇所在的民宿微信群里哀嚎一片。
一旦上述通知严格执行，到了今年2月1日，东城、西城等核心区的民宿将被集体关停。
而在《通知》出台之前，北京的民宿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看似无法可依，但禁区很多。
阿娇时常被派出所民警警告，不能打扰周围居民，一旦被投诉，就得停业。
如今，监管靴子终于落地，阿娇却高兴不起来，她的四合院民宿就位于二环内，累计投入的40多万元尚未回本，可能民宿就要被迫关停。
政策出台后，阿娇等二环内四合院民宿主打算联合起来，向主管部门申请放宽政策，但大概率不会如愿。
小凡的经历更糟心。他人不在新疆，所以一切全凭房客自觉，但不靠谱的房客，常常导致他的民宿“闯红灯”。
2019年国庆期间，小凡的民宿接待了一个祖孙三代家庭，老人与小孩在阳台玩耍时，因风吹动导致阳台门突然锁闭，被困在阳台上。
房客无奈去找物业帮忙，非但未能解决问题，还引来了民警，声称要查封小凡的民宿，原因是无证经营。
小凡接到电话就怒了，“民宿怎么就不合法了？我开业之前你们是审核过的，并未说违法，而且当地政府也是鼓励民宿的！”
但民警却明确告诉他：“民宿拿到资质非常难，要参照酒店的要求办理，你家这样的基本办不下来。”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小凡缴纳200块钱罚款。民警还警告小凡，如果再被发现开民宿，就直接行政拘留，“我现在还是考虑下长租给固定访客吧”，小凡后来放弃了民宿梦。
无论是政策的不明确，还是政策的突然收紧，都让民宿经营者焦虑重重。
“政策没下来时，盼着政策出台，这样咱们才算有个合法身份，结果政策一出来，直接关灯吃面了，我刚投入的近百万怎么办呢”，民宿经营者鸳鸯向《财经故事荟》诉苦，“感觉自己像蒙着眼拉磨的骡子，两眼一抹黑，只能半死不活先拖着。”
如今，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民宿市场到底何时回暖？下一步到底何去何从？多数民宿人心里没底，纠结异常。
疫情和政策的双重打击，也没有把阿娇打趴下，她不是悲观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如果明年春天旅游市场回升，如果民宿政策有所松动，她的民宿梦就能坚持下去。
等一切变好，阿娇准备扩大规模，把投资重点转向她比较看好、政策也相对宽松的京郊民宿。
大海则没有这么乐观，“看看能否熬过明年吧，我觉得疫情两三年可能都好不了，假如明年仍无起色，只能转让，如果转让没人接手，就只能倒闭了。”
“95%的民宿都赚不到钱，到今年才知道，我原来也不是5%的例外，民宿的抗风险能力太差了”。
而唐唐的最高目标则是“扛下来，活下去，“维持好剩下的3家民宿，平安度过寒冬，等待春天的到来。”
无数年轻人憧憬着诗歌和远方，一头扎入民宿的深海，但最终他们发现，大多数民宿里，不但没有诗歌和远方，甚至连面包和粮食也不充足。
“开民宿只有两天开心，开业的第一天和成功转手的那一天，其他时候都想上吊”，唐唐说，“开民宿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有一部血泪史”。（文中民宿从业者皆为化名）（原题《北上广没有诗歌，民宿里没有面包》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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