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对很多人都是不寻常的一个年份。对于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及其团队而言，原本也是要给他们“捧着一颗心”做的一个公益项目，继续发力再上一个台阶，希望给村民更多的分红。
他们在云南红河州元阳县的阿者科村，历时近三年，先后驻扎了四批博士硕士生，一批批轮换深扎村寨，开启一场学者团队的旅游减贫实验。
谈及缘由，保继刚说，“我开始并没想那么多，调研过程中看到村子里老百姓的日子很苦，我就想帮帮他们，毕竟我本人是从红河州考学走出去的。当然我也想做一个学术实验，看看我们的理论究竟能不能在实践之中立起来。”
一个村庄的典型发展尴尬
阿者科，意为“最旺盛吉祥的小村庄”，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内，海拔1880米，全村共64户479人。村寨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境内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都非常丰富，是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更是红河哈尼梯田申遗的五个重点村寨之一。
（阿者科村的冬景）
拥有这么好的资源，阿者科村却是云南典型的贫困村。一个数据显示，该村人均年收入仅3000元，截止2018年之时村内仍有2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旅游扶贫案例中，这通常被称为“抱着金饭碗要饭”。这种情况往往又容易被简单化成没有眼光或者没有抓住机遇。
然而现实的原因并不那么简单。相对封闭的交通区位、传统低效的稻作农业方式、低层次的文化教育水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张力甚至主客矛盾等，都深刻制约着近年来阿者科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这其实也是大多数风景优美、地处偏远的贫困乡村的共同发展瓶颈。
（航拍下的阿者科春景及区位格局）
如同中国很多农村一样，阿者科村的人口空心化现象也很严重。村子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人口选择外出务工，甚至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村子是否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他们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告别。而作为一个空心化遗留的一个突出问题，村里的老人和小孩普遍缺少关怀，比如当地缺少学龄前教育，村里的儿童大多在8岁以前没有进过学校。
如何减缓城镇化导致的乡村人口空心化危机，并妥善解决文化保护、乡村儿童教育、留守老人照顾等一些列社会文化问题，成为阿者科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事实上，阿者科村并不是没有想过发展旅游，而是曾引发过一系列问题。
阿者科所在的元阳县，将世界文化遗产区的部分土地授权给一家国有企业开发旅游，该企业开发已超过10年，效果一般。而阿者科村由于地处该景区开发范围之外，更无可能享受该景区的发展带来的溢出红利。
更现实的问题是，阿者科村的人居居住面积本来就较少，加上遗产区对传统民居保护规则的限定管理严格，难以大规模开建旅游食宿接待设施。
当地村民对于开发旅游也持复杂的态度。早前，确实有一些游客通过口口相传，来到这个古朴优美的村落。但是乱丢的垃圾、喧闹吵杂声等，日益干扰到村民的正常生活，特别是村民并没有因游客而获得经济收益。村民对游客的态度也由起初的热情到冷漠，转而厌恶。
这是中山大学保继刚团队进驻阿者科村的一个背景。
2018年1月，保继刚团队本来是到元阳县做哈尼梯田旅游区发展战略研究，但最终决定对阿者科村展开一个公益性援助计划。
保继刚说，1999年，我就开始做桂林旅游发展规划，连续多年追踪当地的龙胜梯田开发状况，原住民和当地政府、开发企业之间的关系值得深思。我们积累了近20年，现在在阿者科做这一场旅游减贫实验，虽然需要花几年时间，但我和我的团队都觉得还是挺值的。
一个学者团队的实验
虽然上个世纪80年“农家乐”的开展已经陆续书写旅游扶贫文章，但是这个概念和旅游发展思路的正式确立，则要迟至90年代。
1991年的全国旅游局长会议，贵州方面根据当地实践提出“旅游扶贫”的概念和具体做法。趁热打铁，1992年，贵州省政府向其时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一次汇报中也重点强调，“贵州的旅游工作有着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旅游扶贫。我省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旅游资源大都分布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业刺激当地各行业的发展，不仅能帮助他们拓宽脱贫致富的路子，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原先封闭式的小农经济的冲击所带来的观念转变，必将促进更深层次的社会进步”。
此后，旅游扶贫成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从驱动力来看，旅游扶贫陆续出现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社区主导型等形式，但以学者主导的旅游扶贫模式，颇为罕见。
需要指出的是，近现代以来，一些学者都曾呈现过一个共同的“野心”——将自己的学术理想经世致用于乡村建设中，开启一场基于乡村综合生态的“理想国”构建实验。他们深入乡村，艰苦跋涉，与同人一道理论联系实际，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投身于乡村建设实验运动之中。
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启的，晏阳初的定县实验、陶行知的晓庄实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黄炎培的昆山实验、卢作孚的北碚实验等，都是经典之作。
这批学者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个农业国家，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在中国占大多数的乡村的落后，乡村兴则中国兴。
此后这个传统中断了很长时间，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费孝通、温铁军等一些学者，或轻或重投身于探索乡村建设的实验之中。
可以说，以旅游为切面，保继刚团队也正开展类似这样的一场实验，聚焦旅游产业，又指向乡村生态、乡村文化甚至乡村伦理的保护和共建。
显然，这一时期的学者变得更“聪明”，也更务实，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试图捏合各方诉求、整合资源优势，实现一种平衡之上的共赢。比如，保继刚团队思考的是，如何在现有产权制度背景下，利用好富饶的旅游资源，并兼顾遗产保护要求、实现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
再比如，他们会积极寻求当地政府的帮助。“在当下的中国发展语境中，应该有效借助行政力量的积极作用。具体操作起来，有很多组织环节、审批环节都需要政府部门支持，幸好我们遇到的元阳县党政部门还是比较开明的，我们当初讨论这个实验也是一拍即合。”保继刚说。
保继刚团队很快就开展了对阿者科的减贫方案设计，挑选派驻合适的博硕士研究生，与县政府派出人员常年驻村，共同担任“旅游村长”，推动一场实验的深入开展。
杨兵是第一个被选派驻村的研究生。“其实，保老师一开始跟我谈，我是有点懵的，毕竟一去就要呆一年。后来，我跟爸妈商量也通个气，妈妈总觉得我是不是得罪导师了，好端端在广州上着学怎么就被支到云南的一个边远农村去了。我最终还是决定接受挑战。你知道吗？保老师跟我谈这个事的时候，眼睛都放光，我也算是被感召了。后来，我跟当地选派的一个县团委副书记合作得很好，他也是一个90后，大家还都要有点理想才行。”
“言知之易，行之难”。杨兵融入阿者科花了一段时间。他走访村民，与村民一起拔秧苗、收稻谷、学习哈尼族语言、逐渐与孩子们建立情感联系、再做通村里“意见领袖”的工作并吸纳到管理队伍中。“这个过程，也是我成熟的一个过程，保老师和我们随时反馈、分析、总结和调整。”
（杨兵和村民一起劳作）
整体来看，这个实验总分三个阶段，预计分三年完成，现已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为初期实验设计与落地调适阶段，驻村团队带领村民重点完成古村落旅游公司业务框架搭建，建立完善保护与发展规则体系；第二阶段为实验成效考核与反馈阶段，重点完成综合减贫成效评估并调整后续智力帮扶方向；第三阶段为实验成效巩固阶段，重点完成旅游公司的移交工作，完全交由村民独自运营管理，驻村团队提供保驾护航的改进建议。
轰出旅游三板斧与修炼 “内功”
保继刚团队的阿者科实验，迅速轰出了三板斧——成立公司、开发产品、开展营销。
2018年年初，项目团队推动当地成立了阿者科村集体旅游公司。
公司由政府出资30%（主要以各部门对阿者科援建的公共设施进行折算，包括公厕、路牌等）及部分启动资金，村民以房屋、梯田等旅游吸引物资源入股70%。公司组织村民整治村庄，经营旅游接待，村民对公司经营进行监管。
按照《阿者科计划》分红规则，旅游经营所得收入三成归村集体旅游公司（留存作后续发展），七成归村民。归村民的分红再分4部分执行，即传统民居保护分红40%、梯田保护分红30%、居住分红20%、户籍分红10%。
确定了市场化的公司主体，下面就要面对如何开发旅游产品问题。
为了不破坏村内传统人文与自然环境，阿者科旅游开发选择替代性旅游发展方式：为避免过度商业化冲击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阿者科不对外出租房屋，不搞民宿和大众餐饮，做小团定制产品、深度体验产品、高品质线路。
团队选择以文化体验作为产品设计的核心，将村内哈尼族传统生产生活活动（例如纺织染布、插秧除草、捉鱼赶沟等）设计为若干主题系列旅游活动，推出自然野趣、传统工艺、哈尼文化等主题性体验活动。体验旅游项目受益范围覆盖全村，各家根据自身条件参与旅游接待，即使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也可以通过演示传统工艺获得旅游收入。
易水获得的一份“菜单”显示，项目和环节设置还是颇有看点的。
产品精心推出了，接着就是营销推广。
由于驻村博士、硕士生都是常年生活在阿者科村，他们一年四季用小型无人机拍摄阿者科村落优美的人文与自然美景小视频，定期更新在抖音、火山、快手等短视频社交平台上。这些附带地理定位的小视频，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阿者科村观光打卡，尤其是在抖音平台上，累计播放量超过1600万次，点赞超过46万次。阿者科一下由“深山无人识”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古村”。
保继刚说，我们理想中给阿者科确立的长期保护发展规则是——不租不售不破坏、不引进社会资本、不放任本村农户无序经营、不破坏传统。
明面上的三板斧见到了效果，保继刚团队更是颇费心思地做起了内功文章。
民国学者晏阳初，在谈及当年自己主导的定县实验时说过：“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保继刚团队亦颇为重视对村民的技能培训。这包括组织村民学习普通话、基本接待外语和简易电脑办公技术，同时也在日常工作中培育和强化村民的旅游服务意识与技能。
目前，已成功扶植一名核心骨干村民，主管旅游公司与日常村务，正逐渐成为阿者科村的新兴社区精英；培训16名村民在村集体旅游公司任职，包括解说员、票务、领队、清洁工等。这个过程就是看不见的“内功”。村民卢阿嫂刚做讲解时，特别容易紧张，经常对着讲稿用生硬地普通话念。在团队一对一的示范、培训下，她已经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所知所感，与游客进行放松自信地互动。
（村民阿嫂向游客的讲解越来越自如自信）
除旅游业务能力之外，项目团队也比较重视文化工作，被视为乡村振兴的未来。驻村团队目前已初步完成阿者科村史馆的筹建工作，并在不断招募义工，组织成立阿者科乡村学社，定期组织辅导村内青少年儿童在村史馆开展文娱活动、读书、绘画、电影等分享沙龙等。
“我们很快发现留守儿童的教育是一个大问题。在第二批驻村研究生中，我特意挑选了一个曾经在西藏林芝支教过的学生，她一去就迅速把孩子们的心都拢起来，带着他们一起阅读、学习。即使我们走了，也希望能给孩子们培养出一个良好的终身受用的学习习惯。”保继刚说。
（孩子们与“旅游村长”感情很深）
杨兵说，这几年，不少来过阿者科的游客，回去后都挺关心村里的留守儿童，不断地邮寄图书等物品，村史馆的图书角就是这么建起来的。“我觉得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主人与客人的关系如此，我们团队特别不希望阿者科未来的旅游开发走上一条过度商业化之路。”
特别让易水感兴趣的是，他们在努力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能力。以阿者科旅游公司的章程制度为例，每月召开公司会议提出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经员工集体讨论得出认可的解决方案，并做好会议记录及公示；针对旅游发展中的问题，公司召开六次全体村民大会进行商讨和意见征询，2/3的村民一致同意签名盖手印后方可增补村规民约，并张贴公示在村内；每日的旅游收入与支出情况，由村长在白板上公示，并用村内广播进行全村播放，充分保障全体村民的知情、监督、决策和管理权利。
（“旅游村长”与村民时常聚集，平等商议问题）
能得多少分，交给时间去检验
2018年，经过全村努力，开业第一年创收60万元，相当于全村梯田年总产出，村民直接分红30万元，直接带动全村23户建档立卡户精准脱贫。
阿者科实验以来，已有近10十户农民放弃外出打工，选择留在村内就业创业。村民罗美花原本跟随丈夫在个旧打工，听说家乡要发展旅游了，很高兴地回村里上班，因为同时可以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她感慨道：“我不想小孩成为留守儿童，能在家门口上班挺好。”
项目团队正建立一套乡村长效治理机制，带领村民参与旅游业务的经营和管理，获得视野和能力的提升，也试图加强对游客在环卫、主客互动等行为方面的引导，积极倡导“负责任”旅游方式，减少旅游负面影响，建立和谐的主客关系。
通过旅游设计后，一些传统文化与工艺焕发新生，不仅设施得以修复，技艺也得以传承。比如，村民马阿嫂为了获得织布师这份工作，努力向村内老人学习这一技艺；哈尼古歌传承人马爷爷也十分高兴游客们对哈尼文化感兴趣，他认为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随着阿者科实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山大学也作为娘家人一齐出动，校领导、同事们等都提供了热心的帮助。大家似乎都心存一口气，想玉成一段佳话。
一个青年旅游学者对易水说，保老师团队做这个事，没点理想支撑是做不出来的，后来我听说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本科班成建制地去实习参与。“现在不是提倡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吗？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的，是我们旅游学者的骄傲。旅游学术圈说大也不大，谁几斤几两，基本都有个相对公允的口碑。”
（保继刚与孩子们交流）
保继刚说，我理解的旅游减贫，要对大资本、大项目保持警惕，一定要让村民有获得感，既是经济效益的，也是人的素养的整体提高。不要搞大拆大建，要真正回归共享共治共管。这个过程要多借东风、多用巧劲，发展思路上与其“旅游+”、不如“+旅游”。
阿者科实验，是一场以产业为依托的乡村综合实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特别是移交村民自治后，在“道”上如何保证成功可以复制、模式可以持续、理念可以创新，在“术”上如何加快村民管理团队培育、继续丰富村内旅游产品和业态、深入开拓营销推广渠道，都需要持续观察。疫情的影响不容小视，保继刚团队如何收尾、是否会延期退出等，都值得关注。
不过，村民的情感是朴素的。81岁的普奶奶在第三次分红现场，激动地对保继刚说：“你们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你的心肠太好了，你会比我要活得长。”
而对于保继刚而言，将自己多年探索的旅游社区参与、旅游社区增权、旅游吸引物权等理论，付诸于一场生动的实验，恐怕也算是年近退休之年的一个重要收获，甚至完成了一个带有仪式感的夙愿。
近现代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乡村建设运动经验都表明，只有将乡村治理的组织、能力、文化与制度等共同做好，才能取得长期的较好成效。
阿者科实验，需要交给时间去检验。（原题《一个学者团队的旅游扶贫之路及“理想国”构建》周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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