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在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终成如今的模样。虽然不完美，但是凭空垒起的学科基石以及不断进化、深化的理论关照，足以值得一个学科骄傲。
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得改革开放的红利，也在致敬40年不断改革、不断开放的征程。谢彦君、马波两位教授被不少学界人士视为当前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翘楚，他们用长镜头回眸了一个时代，也在展望一个时代。
周易水：大致来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经历了40年的历程。您怎么看待评价几十年来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成绩和成果？您觉得大致可以分出几代代表性学者？
谢彦君：旅游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是指导旅游实践的策略基础，也因而一直受到旅游学术界的重视。不过，中国旅游研究有其独特的历史特征，那就是，它是从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是与旅游教育、旅游产业同时产生、相伴而行的。这个特征，决定了中国的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与旅游实践保持一种回返往复的相互观照关系，而不能够一直处于实践的前沿，始终发挥引领实践的作用。
不过，从理论贡献的角度看，这40年的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还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成果当中，以申葆嘉等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展现了一种深度关切旅游实践的理论建设态度，此后一批50-60年代出生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理论建设的规范化和集成化。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旅游研究领域的理论努力更加明显，但呈现了更加碎片化的趋势。
马波：从1980年旅游本科教育正式起步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就开始显现。按一般逻辑，若无旅游基础理论支撑，高等旅游教育就会名不副实。正因为如此，主动探索旅游基础理论的学者几乎都是旅游院校的专业教师，这种努力从19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我看来，已故的北京大学陈传康教授、南开大学申葆嘉教授是早期的开拓者。谢彦君教授是长期从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代表性学者，张凌云教授对惯常环境—非惯常环境的研究、曹诗图教授对旅游哲学的探索等，都为旅游基础理论发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客观讲，40年来，为数不少的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内程度不等的触及到了旅游基础理论问题，皆有理论火花的绽放，其中也包括了一批“T”时代的年轻学者。
周易水：回望这40年，到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存在哪些主要不足？
谢彦君：评价一个领域的理论发展和价值，总是不能脱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谈，核心就是理论的应用性问题。纵观中国40年的旅游理论研究，我觉得有几个问题要引起注意：
第一，从观念和态度上承认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局限性，不要在科学哲学层面犯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不要在对理论无知的情况下否定理论。
第二，在学术研究因各种功利性诱导所致的越来越碎片化的今天，学术研究的理论化以及理论的集成化、体系化和范式化，是未来旅游基础理论建设的大目标，只有凸显为范式的理论，才能发挥它指导实践的功能，否则，理论碎片再多，也很容易被淹没在信息海洋当中。
第三，理论范式的形成和演替，是在学术争鸣中完成的。中国旅游理论界长期缺乏理论争鸣的氛围，甚至有被实践和应用裹挟的情势，这种状况需要打破。
马波：如果把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看作是一类创新扩散活动，并用美国学者罗杰斯提出的“S”形曲线图来分析，个人认为，当前我们尚处在曲线底部的“起飞”前阶段。毕竟，纯思想的创新可观察性低，容易引发分歧而非趋同，采用速度比较慢。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旅游基础理论在我国的孕育，主要有两个营养源：一是相关传统学科的理论借用，另一是西方理论体系的引进吸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的旅游产业政策越来越积极，旅游实践活动如火如荼，产业转型升级势态日益明显，一方面旅游基础理论研究获得了源头活水，另一方面产政学研都对旅游基础理论产生了急迫需求。由此，旅游基础理论的匮乏问题被凸显出来。
顾名思义，旅游基础理论具有根本性、系统性、抽象性三大特点。首先，它关注的是“旅游是什么”的本源性知识问题，而非某个具体时空“怎么搞旅游”的枝节性应用问题。其次，旅游基础理论一定是个特殊的、自洽的体系，而非零散观点的简单陈列，它涵盖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要达到库恩“科学范式”的标准。再次，旅游基础理论是严密思辨、高度抽象的产物，案例研究不会自动生长出理论来，谢彦君教授经常强调“惊人的一跳”，就是这个理儿。
鉴于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挑战性极高，需要主体知行合一和厚积薄发，对40年历史的回顾与评价就会喜忧参半。喜的是国内学者在旅游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做出了一系列的贡献，各界对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关注度在不断提高，涉足旅游基础理论的学者队伍在持续扩大。忧的是同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产业发展相比，旅游基础理论发育速度缓慢，且其扩散力度，包括在知识界内部的扩散和在旅游实践系统的外部扩散，都远远低于预期。
对于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发育不足的缘由，主要有三点个人看法：
一是“问题”的根扎的不够深，在西方理论引进上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缺陷，在传统学科理论引入上有盲人摸象以及“不辨淮南淮北”的粗略，在实践观察反思上有浅尝辄止、流于过程、疏于机理的草率。
二是“方法”集合上的选择偏差，与思想性研究较为稀少互为表里，量化方法受捧，数学工具吃香，八股形式泛滥，对基础理论发育还是产生了明显的干扰。
三是“传播”上的乏力，因过分强调旅游学的应用特色、过分追求旅游研究的现实相关性，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比如谢彦君教授团队的旅游体验系列研究成果，扩散速度缓慢，价值被严重低估，即便对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激励效应也未得到充分发挥。
周易水：基础理论研究，一般会被视为一个需要坐冷板凳的领域。旅游基础旅游研究呢？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现在旅游基础理论研究人才的断层现象比较突出。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不知有什么呼吁？
马波：研究旅游基础理论，的确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这同商业化无孔不入、学术界日渐器用化的时代走势之间形成反动。因此，不少人担心旅游基础理论研究会出现人才断层现象。
同大家一样，我当然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但稍作思考又觉得这种担忧可能是多余的，断层现象也许根本不会出现。
第一，我看到主动靠近旅游基础理论的学者在增多，比如研究旅游体验的学者和成果数量近年的增加十分明显。
第二，我认为从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队伍固然要有一定规模，但结构质量更重要。
第三，我认为对旅游基础理论的外部需求一直在快速增长，其中，优质旅游发展战略的确立和高等旅游教育内涵式增长趋势的不可逆转，亟需旅游基础理论的发育与支撑。
如果要呼吁什么，我想对学术后浪们啰嗦三个老词：知行合一，厚积薄发，明体达用。
谢彦君：关于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是坐冷板凳的说法，我觉得存在一个理解问题。理解不好的话，也会有误导性。
这里，有几点需要澄清：首先，即使是自然科学研究，也不允许你“只坐冷板凳”，更遑论社会科学研究了。
其次，研究工作从类型上看有多种分类，与理论研究相对的，有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毫无疑问，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人要先学会理论以便学而有术，而理论研究的人要先关切事实以便创新理论。两类人，谁都离不开理论，谁也离不开事实，冷板凳都应该坐一坐。
传统的坐冷板凳的说法，只是说给读书人的，与知识创新与知识应用的关系不大。不过，现在，应该强调，任何人都需要有一点坐冷板凳的功夫。
我认为，今天的旅游学术界，不存在理论研究人才断层的问题。大量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的青年学者，他们都在或都应该在做理论研究：那些被业界和政府人士“看不懂”的文章不是都被戴上了“理论文章”的帽子吗？
但为什么这些不被政界、业界所认可的学术文章，连学术界也不认可它们属于理论文章呢？根源在于，一方面，即使这些学术论文贡献了某种理论，也是极为碎片化的；另一方面，大量的所谓学术论文，其实只展现了研究过程、工具、方法和资料，只有学术味道，但并没有理论贡献。
所以，当最近又听到人们呼吁旅游研究应注重“实践相关性”的时候，我提的口号则宁愿是“理论相关性”：旅游学术研究要做真正贡献理论的文章。只要你的理论能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实践相关性”就是理论生成的题中自有之义。
周易水：文旅融合后，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是否需要做一些新的突破、调整和改变？未来这个研究领域的方向会是什么？
谢彦君：“文旅融合后”，会给我两种理解：“文化部和旅游局合并后”，或者，人们提出“文旅融合口号后”。我不会真的理解为“文旅融合后”，因为，从宏观层面和历史阶段性来看，文旅是否真的融合了，以及是否应该融合，很难说，至少不可以一概而论。其中的规律需要探寻。
我个人的主张仍然是，旅游是一个现象，文化是一个现象，但不知文旅是不是一个现象。“文旅”这个词出现之后，再度造成很多文意上的混乱，仿佛中国文字面临“理屈词穷”的境地。中国旅游学术界有时好像需要学点形式逻辑，或者回到先秦的名家那里讨一些给养来，否则总会陷入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的尴尬境地。这种情况出现了几多次，大家心里都明白。
总体上，我个人觉得，未来的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就其疆域来说，会一如既往地触及文化和旅游的关系问题，但这些问题一旦解决，它还是要回归到旅游自身的范畴中来。它不应该致力于去把自己改造成“文旅基础理论”之类的东西，那样很可能会把自己的理论大厦建立在虚无之上。
马波：我个人比较赞同文旅融合政策，这既可以促进旅游的本质回归，也有利于推动旅游文明的跃升。
因为我国的旅游发展长时间笼罩在经济帝国主义的氛围中，文旅融合战略的实施，会对旅游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或者说某些基本观念有望得到加强，比如进一步凸显旅游的体验属性，强调公正与效率、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同等重要性，重视个体主义方法论，讲求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平衡等等。
个人认为，当前高等旅游教育亟需因应文旅融合导向，开展深入反思和模式改革，进而拉动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和系统化提升。
周易水：您被不少学界人士视为深耕基础理论领域进行研究，如果做一个回眸或总结，不知您怎么看待您个人的相关研究？自己会比较满意什么研究成果？
谢彦君：其实我个人也没有做什么，本不应去谈这个问题。如果可以作为前车之鉴的话，我倒是可以总结几句话：
第一，我曾尝试去集成学术界的某些理论成果，企图使之在一个基本的理论纲领下发挥作用。这个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用工比较多，做得也比较辛苦，相关作品就是《基础旅游学》、《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此后其他一些著作主要是在此基础上的延展。
第二，我努力让自己的专业研究建立在一个比较扎实的一般科学哲学基础上，以便能保证理论研究符合一般的知识创新规律。这方面特别得益于长期教授统计学、旅游研究方法等课程，也得益于最近十年来沉浸于知识论领域的心得，相关成果是《旅游研究方法》、《灵水识谭》两部著作。
第三，我也努力要求自己的理论研究能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因为这是保证理论有用性的基本前提。这方面的努力始于1993年留学英国时所从事的“英国赴华度假旅游市场研究”项目，此后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包括最近几年关于工业旅游的具身障碍、海口骑楼老街等研究。
马波：尽管我一直在关注旅游基础理论的发育动态，也有些个人研究心得，与谢彦君教授等所花功夫相比，但我不认为自己是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人。
近30年的个人学术实践，无论从教育、文化、产业经济、区域等不同角度的切入，确实都有不断深潜的趋向，但是离根还是有一定距离。
我比较看重旅游的人文社会属性，因故有人本主义的自觉，偏爱自下而上的方法论，强调公平要素的内嵌和制度体系的调适。
转载请注明：品橙旅游 » 回眸与展望:谢彦君马波纵论40年旅游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