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橙旅游】如果不是疫情，“国家文化公园”一定会占用更多的旅游媒体版面。
即使有了疫情，“国家文化公园”也依然成了焦点。
2017年发布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依托长城、大运河、长征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9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由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长城、大运河、黄帝陵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从古老的历史中突显了出来，从众多的景区中脱颖而出，有了新的身份——“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
在随后对建设方案的解读中，有权威专家表示：国家将对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
但是要真的实现这些功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凡的国家文化公园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中国的文化创新工程，需要充分解放思想，科学保护和传承利用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发挥区域协同效应，塑造独特文化形象，逐步构建起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全新体系。”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曾撰文指出。
的确，从建设“方案”中可知，文化公园的面积之大、牵涉之广、内涵之深非同一般。
如方案中提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将包括战国、秦、汉长城，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西夏、辽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金界壕，明长城。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区市。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则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永济渠（卫河）、通济渠（汴河）10个河段。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市。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线路为主，兼顾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线路。涉及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5个省区市。
以北京市长城文化公园为例，长城保护不论长度，而是论空间范畴——北京长城文化带贯穿北京北部生态涵养区，约占北京市域面积的30%。文化带总面积达到4929.29平方公里，细分为核心区与辐射区。长城建控范围很大，甚至高于“国标”。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直言，如此大的区域，必然会涉及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些会与文物保护存在一定矛盾。这也是北京建筑大学与北京市文物局共建的“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需要面对的课题。
其实这是很多在建国家文化公园的政府都面临的困扰。
无论是占西安主城区近四分之一的汉长安城都城遗址，还是安阳的殷墟王陵遗址、开封的城摞城遗址虽然都被原汁原味地保护下来，且多数已申遗成功，但是都碰到了可持续保护的问题。
旅游行业资深专家、中国旅游报社前社长、总编辑高舜礼认为：推进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工程的建设，是一项定位高、要求高的社会性系统工程。由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定位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打造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若没有很好的组织统筹领导、科学规划落实、中间环节的督导评审，很难在短期内达到这一目标。下列一些问题应予重点关注：
一是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文旅产业开发有创新意义。对文物文化领域而言，要通过该项工程的开发建设，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这是属于开创性；对旅游领域来说，则是在保护优先的基础上，一部分展现内容是实施公园化运营，也就是社会公益性，这与常规的旅游项目开发是不同的。这对文旅行业来说，在未来发展中是否意味着一种方向或趋势。
二是沿线沿途很长，避免产品雷同确需很好创意。三大工程都是跨越数千公里，虽有线段、片区、枝节、落点的差异，但一体性、连续性、相近性是为主的。以大运河沿岸各地已开发的古代码头、小镇、集市、博物馆为例，雷同化、趋同化、近似化已很明显。如何搞好沿线的保护与开发的规划，做好分工与协调，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
三是开放面向居民和游客，公共与市场关系需做好协调。建设方案确定了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个区，初步看来，第一二功能区的社会公益性明显，第三四功能区建设需要借助市场力量，便客观地使文旅融合也集中于此，但如何使各区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体现有机联系，最终达到和谐一体、相得益彰，是一个并不容易做好的特定开放空间。
四是实施公园化运营，既有景区化运营的如何处理。对国家文化公园实行公园化运营，目标是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等多位一体的功能，是否意味着将免票参观或低成本运营，这固然可以体现社会公益性，但支撑运营的资金从何而来？再是长城、大运河等一些段落，多年已进行景区化运营，那么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以后，是将这些景区一体化纳入其中，还是仍旧维持既有管理体制？再是第三四功能板块儿，是否也都公园化运营，还是准许自收自支，在规划设计、投资开发、管理运营等方面，是否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有所不同？
这些问题在探索实践中都可能会遇到，如何加以解决，既关乎政策把握，也有很多现实问题。
创新开拓，多角度破题
“建设方案”中提出了分级管理的建设思路，构建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体制。
在这一建设思路指导下，各地政府不断创新，探索着各自的发展路径。
如前所述，最早出台地方性文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五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2年）”的北京市引进外脑，政府主管部门与高校共建“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年内参与编制完成本市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汤羽扬介绍，研究院将着手研究，按点施策，处理好长城本体与周边民生和谐共存。
对于矛盾的化解，她给出的思路是“分而治之”。目前，该校已有一支多学科组成的建筑遗产保护研究团队，自2005年起参与北京长城资源调查至今，跑遍北京长城及其周边村镇，收集整理了各类相关数据，完成了很多“京版”长城保护方面的规划等。汤羽扬说：“要细致到每个点去研究，真正让保护和发展共赢。”
江苏省是最早出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地方性法规的省，不仅成立高规格的领导机构，制定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编制完成全国首个省级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更设立全国首个省级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基金，发行全国首只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项债券，编纂出版全国首部大型运河通志，连续多年举办世界运河城市论坛，组建重点智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牵头成立大运河文化旅游产业投资联盟，大力实施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等标志性项目，积极培育文化旅游、特色生态等新兴产业，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江苏段被中央确立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唯一的重点建设区，江苏的实践和探索被各方广泛关注。
近期，江苏省无锡市召开了“第二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全国88家入境游主要组团社的百位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围绕加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达成了“加强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延续壮美运河千年神韵”的共识，发表了《无锡宣言》，无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还在活动期间发布5条旅游产品。
山东也是积极践行的省份之一。2020年1月18日召开的山东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开 式上，省长龚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山东将加快建设大运河、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很快山东各相关地级市快速响应，济宁、聊城等市都出台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方案。
杭州作为“京杭运河”的重要节点城市，对于建设大运河文化公园十分积极。2020年7月31日，杭州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计划。
今年7月，《杭州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已完成初稿，正在征求意见建议。10月底前，将研究细化大运河沿岸标志性的博物馆、档案馆、科技馆，以及古村古镇历史文化街区的项目论证和实施方案，一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标志性项目也将集中开工。
此外，到今年年底，杭州将谋划实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公园项目建设，京杭大运河博物院、大城北中央景观大道、大运河杭钢工业遗址综保项目等都将开工，并将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中国文化公园正成为各省市政府在旅游方面的重要的工作抓手和实践渠道。
如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理事长王国平认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根据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布局、禀赋差异及周边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况，结合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城市发展方式上去考虑，坚持XOD模式，通过大遗址的保护传承利用，带动规划、建设、管理，全面促进城市的整体发展。坚持XOD模式引领，特别是COD模式为主导，兼及EOD和POD的引领城市发展的理念。所谓“XOD模式”是借鉴TOD模式的理念，以城市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城市空间开发模式。根据基础设施的不同可具体划分为EOD模式（以学校等教育设施为导向）、COD模式（以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歌舞剧院等文化设施为导向）、HOD模式（以医院等综合医疗设施为导向）、SOD模式（以体育场馆等体育运动设施为导向）、POD模式（以城市公园等生态设施为导向）等等。“XOD模式”遵循“以人为本”“效益统一”“多规合一”“优化布局”“绿色发展”等城市规划、建设的理念，通过规划引领，以空间规划为龙头，坚持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的“五规合一”，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切实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推动城市发展的内涵式提升。
任重道远，国家文化公园落地尚需集思广益
怎么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中央《方案》已进行了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功能板块构建，这相当于已经勾勒了清晰的建设蓝图。当然，作为从事研究的一些学者、专家，仍有其自我的认识和理解，如有的业内专家把它解读成“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文旅融合在国家层面上的大规模实践。各位专家的建言献策，对于这一重大工程都应具有积极的建设意义。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不久前召开的“大运河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合作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时表示，对于大运河这样大空间尺度的文化遗产带而言，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应坚持“大开放、小封闭；模块化、多功能”的指导思想。
他建议，为完善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国家层面宜明确统一的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实施国家文化公园的划定以及相关管理政策法规，明晰不同地段的特色与功能，分类指导其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工作。国家文化公园具有极强的公益属性，文物保护和修复、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基础科研投入和对外传播等费用来源应以财政资金为主，探索建立文物保护利用的公益基金。积极发挥企业、社团、非盈利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的作用，建立政府主导、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模式。大力发展志愿者队伍，尤其是应鼓励具有专业能力的志愿者加入到文化保护传承义务工作中来。
文化不只是符号，而是应该转化为生产力。长城、运河、长征都已经是世界级的IP，利用好这个大IP将带动沿线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文旅研究中心主任、景观学系副教授邬东璠表示，借鉴国家公园在立法、规划、机制上的成功经验十分必要，同时，希望借鉴更多外脑，把文化 IP做深做透，形成一个整体，握成一个拳头。
综合来看，现在一百多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家公园”，这些国家公园建设经验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立法。1872年，《黄石公园法》的颁布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的诞生，它宣布“为了人民的利益与愉悦”将黄石河源头地区保留为“公园或娱乐地”。
此后，在国家公园建设与保护、开发等方面，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主导，《历史遗迹保护法》、《公园、风景路和休闲地法》、《国家游径系统法》、《原生景观河流法》等法律为保护开发依据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
此外，国家公园坚持“保护第一”、建立统一管理机构、资金保障与社会利益并行，以及丰富的人员构成、资金来源都为文化公园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美国黄石公园参与工作的人员构成，除了专家、协调员和雇员外，还有来自各个行业的志愿者、合作伙伴、合作协会、基金会以及黄石公园的赞助商们。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协会、基金会等体制还不太完善的当下，政府与主管机构将成为最主要的力量。但同时一些政府抛开中央建设方案规定的四个功能板块，而大搞旅游规划新项目，该如何纠偏？也成为一些业者关心的问题，需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找到解决方案。
中国文化公园，跨越千里、记录千年，出手不凡，同时，它让自然与历史在新时空对话，对文化进行深度的保护、利用、继承，宛若筑就了文旅的“新长城”，必将对文旅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品橙旅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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